“厉害！”乔先贵给他竖起大拇指。
“我这叫懂得轻重缓急。你看，案子也破了，人也抓到了，局里还说要给我立功呢。”赵定尧撇撇嘴，显然话里有话。
“当然该立功啊！你这可真是为民除害了。”乔先贵却显然没有听懂他的话外音。
“先贵啊，我听说你又跑到停弦渡镇去了？”赵定尧摇摇头，照直说了。
乔先贵嘿嘿一笑。
“我上次去澧县，拿到了那对夫妻小孩的指纹，和农药瓶子上的确实是对上了。我还给他们照了相，今天拿相片去找那边村里的人认。那小孩他们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个就是周启森呀，现在都搞得这么潇洒阔气啦’，但是那个女人没对上，起夜的老人说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短发、面容削瘦，但是她现在头发不是短的，脸也不瘦，说看着不蛮像。其他人就更没印象了，当时来村里的那个女人，骑着单车，也没谁那么仔细看她的脸。”
说完，乔先贵也喝了一口茶，被烫了舌。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怪。通过和他们对话，我认为这个小孩和收养他的那个女人，都不简单。”
“你总不会在怀疑是小孩下的毒，毒死了自己的亲爹亲娘吧？”赵定尧问他。
“我是这么想的……”乔先贵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有继续查才能搞得更清楚。继续查的话，那要下大功夫。”
“我说先贵呢，你就不要搞那些天方夜谭了！这种家庭，最后成了这样，我讲句不应该的，这就是命哪！就算是和小孩有关系，那小孩谁养的谁教的？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自己没责任？”
乔先贵知道赵定尧为什么生气了。他顿了顿说，责任归责任，自己也觉得他们挺可怜的，如果那个男人有点本事，家里条件好点，也不至于成这样。
“谁又说他没本事呢？他在他们那行，也还做得挺好，有名气啊！不然哪来那么多做红白喜事的愿意请他？只不过，他的这门本事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养不起他的家庭了。他自己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得太晚了，这要找谁说道理去呢？”赵定尧一边看报一边说，人再穷再苦，死后入土为安，也就不可怜了。
“我们做的这份工作，主要是安慰还活着的人，让他们少一点可怜。”
“你比我聪明，”乔先贵点点头，放下茶杯，“说得有道理……”
乔先贵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赵定尧倒是来了火气。
他把报纸压到一边。“哎呀，你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说我有道理，一转身又还硬着脑袋钻牛角尖，没完没了继续给自己揽这些事情搞！责任心这么重，身体吃得消吗？我看你才最可怜！石膏厂那边的事情马上又要交差了，上面不也让你早点结了？你就不能赶紧把石膏厂的事搞完了去歇两天？”
乔先贵笑了两声，笑得一阵咳嗽。身体确实不怎么好了，自己其实也知道。
咳完了，他捶捶胸口，给赵定尧敬了个礼。
“赵定尧同志，这次我真听你的！”
2004年冬天，临澧县公安局的大厅门口，有人搭着人字梯，开始挂过年的大红灯笼。
赵定尧坐在临澧县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推开窗户，看细细的雪絮飘在楼下大众桑塔纳警车上，不见了形状。
他想起那个骄阳把一切都晒得发白的夏天，自己从边三轮上下来，把钥匙扣在皮带边，叫一个同事的名字，朝对方小跑过去。
赵定尧凭老资格调换岗位，负责情报和资料的案头工作已经很多年。不用像年轻小伙那样经常外出劳累，有时却也寂寞了点。
他平日里还算清闲，但现在公安系统慢慢进入计算机时代，最近局里根据上头要求，安排了整理旧案宗、将档案电子化联网的任务，就有点忙碌起来。好在他学习能力一直不错，对于电脑设备算上手快的。
桌面上的牛皮纸卷宗袋，负责人一栏的冒号后面，写着那个老同事的名字。
赵定尧点燃一根烟，试图想起他的长相，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他长得其实比自己帅，但不注意形象，邋里邋遢的，衬衣的下摆从不塞进裤子里。他挺喜欢钻牛角尖，眼神里总是透着认真和笃定的光亮，仿佛从来没有松懈过。
但唯独那一次，他听了自己的劝说，放下了这个本已结案的案宗，去跟另外一个石膏厂的案子。
也许是天太黑没看仔细路，也许是身体不好犯了晕，早起去往石膏厂的山路上，他和他的自行车都从坡边掉了下去，落在山底清晨白雾间挂满露水的藿香草丛里。
听说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手都还紧握着挎包，里面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那是局里的公家资产，他平时一直小心翼翼地爱护着。
赵定尧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指纹捺印的卡纸，那是一组小孩的指纹，上面写着“崔远”的名字，是他当年骑着自行车，去往隔壁县城取证回来的。
要是当初没有教训你，劝你放过这个案子，你现在又在哪里呢？
应该还好好活着吧？也讨老婆、生小孩了吧？
乔先贵啊……
赵定尧眼眶里饱含着泪花，没有落下来。窗玻璃上冷凝的露珠饱和了，却成了一道道水痕往下流。
他揉了揉眼皮，把这张来自1992年的卡纸放上扫描仪，收进指纹库。
他仅仅是完成当下应该完成的工作。
“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一首歌——《爱玲》。”
同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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