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我愿称之为“寄托”。寄，是将澎湃心绪及幽微旨意以文字之飞鸿寄向远方的未知；托，是假托，是委托，是请托。如汉武帝求仙露之巨型铜人的托盘，托着故事，沟通冥冥的天地鬼神。寄托，是言志一种，是作者一片深心，是漫漫思绪，是抱负，是孤愤，是压抑，是痛苦，是狂喜，是懵痴，更重要的，是不可明言、不愿明言、无须明言的言外之意。没有寄托的写作，是无志之作，是没有灵魂、没有力量的，是百货市场的塑料花，是三家村土地庙的泥像，是九纹龙史进遇到王进前日日玩弄的花棒——架势唬人，却破绽百出，上不得真战场，碰不得真高手。不仅类型文学多患此空洞大病，就是今天所谓纯文学，也有不少病入膏肓。
古人作文章，常有发愤之说。愤，不是简单的愤怒，更非具体指向谁的怨恨，可以解为各式各样的胸中块垒，可以解为难以抑制的复杂心绪，可以解为对自身境遇、对所处环境和对生命本身的无法挣脱的大压抑、大孤寂、大悲痛，最终归于欲哭无泪的大无奈。李贽卓吾先生曾云：“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
从屈子作《离骚》，从司马迁作《史记》，从韩愈呼吁不平则鸣，从李后主以血泪写词，从施耐庵作《水浒》，从笑笑生作《金瓶》，从陈忱续《水浒》，从丁耀亢续《金瓶》，从蒲松龄作《聊斋》，从曹雪芹作《红楼》，从吴敬梓作《儒林》，从鲁迅作《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从当下无数怀才不遇者、迷惘痛苦者、“在酒楼上的孤独者”的创作，中国文学的发愤传统一直在延续——看上去断了，其实没有断。这些作家因孤愤而书写，以书写而发孤愤，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或立锥于当下，直面惨淡与绝望，或假托于过去，深蕴心曲与讽喻，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一切文字，莫不从心底流出，千古文心，永不湮没，连缀而成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文脉之一。
在写作侪辈莫不浸淫于西方文学的当下，发愤之说、寄托之说，显得迂腐可笑，然古今寂寥者心境一也，一千四百年前登上黄金台的陈子昂，是我们每个人的映射。天地悠悠，日月流转，死亡与衰灭是共同的前途。他们不好言说的，我们也不好言说；我们想言说的，他们早已言说。韩愈叹麟，叹的岂止是麟？敬亭说书，说的又何尝只是书？乾隆对陶铭心所做的，朱元璋对朗学圣已经做过；赵敬亭谆谆告诫的，乔阿难继续讲着；保禄离开了，穗哥儿还会回来；麒麟在藏鼎山炸成五彩祥云，凤凰在三棵柳村已翩翩升起。何物可为祥瑞？何人可称圣人？何时没有感慨？何处又没有哀伤？虚构无限漫衍，开出遍地真实之花朵。渺小如蚁的我辈挣扎于世间洪流，寄托发愤而出的文字，或比或兴，吐成一片树叶，爬上去，随波而逝，期待着彼岸，期待着温暖的巢穴，期待着自由觅食的快乐，同时，也荒谬地期待着更大的波浪与毁灭。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编辑——魔宙文化的金醉和王大宝，从构思创作到后期出版，全程给予我许多帮助，没有他们专业的意见、勤奋的工作和热情的鼓励，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本书也属于他们，希望我的写作没有辜负他们的才华与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