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人尾随,忽地停下脚步，回头冲着身后嗷地叫了一嗓子，就听得那边墙角转弯处看不到的地方,传来一阵砰砰砰撞墙和轰然倒地的声音,其间还夹杂着几个男子的痛呼声。
唐寅都能想象得到撞墙的人会有多痛。
不过他们依然没敢跳出来冒头，反而从那纷乱的脚步声可以听出,这些尾巴们都给吓跑了——毕竟，并不仅仅是唐寅一人看到了元宝拍墙留爪印的举动，那些尾巴也看得清清楚楚,虽然他们不明白元宝那是在做什么，但就算是这只大猫在磨爪子,他们的脑袋也经不起哪怕轻轻一下子。
识时务者,当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唐寅也没去管他们，反正跟着他到解州的锦衣卫,会处理这些人的。
毕竟，他只是牟斌和太子用在明面上吸引人注意力和带元宝遛街的工具人。
若不是因为太子不能出宫更不能出京城，元宝除了太子之外就只认唐寅，牟斌也不至于非得带着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探花郎来解州查案。
事实上，牟斌一点儿也不嫌弃探花郎。
因为唐寅的名气太大，又是出了名的张狂风流，那些解州官员和盐商们慕名而来，基本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就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些护送探花郎的侍卫们,一入解州就悄无声息地分散开,开始明察暗访。
他们并没有立刻去动那些收藏了大笔□□的人家,而是先搜集这些人家的资料。
经商的,查他们经营的货物和每日交易的往来数量，估算他们经手的铜币数目。
做官的，查他们的官职岗位工作经历和往来关系，以大明的官员俸禄他们就是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铜钱可存的，顺着这根藤摸下去就能摸到一串的瓜。
在这方面，锦衣卫的人都是老手，只有他们不想查的人和事，但凡他们想查的，祖宗八辈偷过的葱都能给你翻出来。
这些人都是当年朱元璋在开国后就分散安排在全国各地的探子，身份不同，有的就是普通的商贩工匠，有的是种地的农户或现在的小地主，也有的在衙门里当个差役小吏，这些都是世代相传的营生，若是没有上峰的召集，或许他们一辈子就只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
但只要有人带着锦衣卫的腰牌和密令前来，这些看似平平无奇，家传手艺可能几代都没用上的人，突然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大明官场上最令人害怕的煞星。
不能不说，当年的开国皇帝朱重八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和想法的劳模，恨不得一个人就把子孙几十代的事都给安排好了，只要大家按照他立下的规矩，老老实实按部就班的做，就不会出大问题。
可乌托邦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是封闭的理想的与世隔绝的高度道德的，而这一切基本上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才会是空想的国家。
理想越美好，现实越骨干。
朱元璋认为大家各司其职，就能保障各行各业都有人做，各安其份，既能够保障社会需求，又可以保障各自利益不受侵犯。
结果却成了户籍分成三六九等，人也成了三六九等，下九流的人很难争得出头，收益就被上层一再剥削，就如同没了地的军户，拿不到工钱的匠户，越来越穷的结果，就逼得人不得不想尽办法改变，原来的政策自然就无法维持下去，反而成了社会发展的桎梏。
朱厚照那时就觉得自家老祖宗的想法很好，但十分浪费人才。
从古到今甚至到未来世界，无数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大锅饭的结果都是大家好好好最后一起摆烂，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就想工匠都被钉死成匠户，世世代代都是匠户不说，还没有升级系统，没有上升途径，反而成为权贵的奴隶和压榨对象，做出来的产品非但不能卖出高价为自己带来收益，还会因为新发明新创作带来的利益引起他人觊觎，结果可想而知。
原本在两宋和明初领先世界的各项技术，随着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环游世界传播开，在别人日新月异地汲取知识不断创新时，我们却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不进则退，不变则亡。
朱厚照前世隐约感觉到哪里出了问题，可以他当时的眼界和知识无法想到根本原因所在，只能自己去摸索。
他曾经以锦堂老人的身份，调动了那些潜伏在民间的锦衣卫预备役，可惜还没做几件大事，没能扭转局势，就早早地跟着元宝离开，结果不光白瞎了前期的布局，还因此被扣上荒唐荒淫奢靡无道的暴君之名。
这次他借着调查□□之事，以“火门币”为名立案，从弘治帝那要来了调动锦衣卫的职权，便让唐寅借着自己风流才子的身份联络布局，提前开始布下这张真正有用的情报网。
总不能上一次死的不明不白，这一次还要看着那黑手在幕后操控，四处煽风点火地给他添乱吧。
和元宝沟通之后，以及研究了系统新出的“暴君值”，朱厚照可以确认，前世自己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弘治帝驾崩前的铜币危机，到他继位后和文官们的冲突，以及自己那个乱七八糟到处筛子眼的后宫，不省心的母后一家人，割了一茬又一茬的太监们……朱厚照现在想想，自己还能硬撑了十几年的政局，干掉了鞑靼小王子，平定了两个宗室王爷的叛乱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部族和流民叛乱，其实真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在派出元宝陪着唐寅去寻“钱”时，朱厚照一点儿都没犹豫，配合的程度高得连牟斌都怀疑小太子是不是在这事里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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