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说话，郁知年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想了想，问他：“路上是不是很累？”
几个月前，郁知年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进山里写民族志，杨恪会来见他。
他的人生未来展望中早就删掉了这样的选项，设想最多的好像是 “某天在赫市餐厅碰到杨恪带着伴”、“参加同学婚礼偶遇杨恪携伴”，诸如此类的情景。
他看着杨恪的眼睛，靠过去，试探着用手碰了碰杨恪的眉毛和睫毛。
杨恪说 “还好”，把郁知年的手捉住，拉进怀里。郁知年爬山爬得膝盖很酸，人也有些困，靠在杨恪的肩膀上，昏昏欲睡时，忽然听杨恪说：“进山前李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可能还是得出庭。”
郁知年反应了几秒，才抬起脸，看杨恪，问他：“是信托遗嘱的事？”
“嗯。”
“那我呢？” 郁知年问。
杨恪说 “你不需要”。
郁知年有些担心，问杨恪：“会影响你的公司吗？”
“不会，” 杨恪简单地说，“我是怕你从别的地方看到再多想。”
房里没有空调，也没开风扇，不过山区的夜晚温度低，屋里不热。
窗外都是蝉鸣与蛙声，吊在房顶上的灯泡发出细微的嘶嘶声，有外头飞进来的小虫往灯泡上撞。
这样安宁的夏天夜晚，无端使郁知年想起他们高中那几年。
杨忠赟不在家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在晚上去连廊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杨恪打得很好，郁知年则不擅长，没打多久就累得坐到一边，杨恪走过来笑他。
姿势当然不可能像现在亲密，但郁知年那时候不是没有这么幻想过。
他幻想里成年后的杨恪可能会比现在再冷淡一些，不会这么温柔，而郁知年自己主动得多些。然而与十几岁时相比，到底还是隔了一些年数，发生很多事，郁知年也已经习惯性地不太敢过多主动。
郁知年看着杨恪，想了想，说：“我不想要股份的。”
杨恪说 “我知道”。
“杨恪，” 郁知年知道事情早已过去，不应多提，但是不知为什么，还是忍不住问，“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找我同居？”
杨恪按在他腰上的手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不知道。”
他给郁知年的答案没有让郁知年很意外，他接着又说：“我看了你的观察本，觉得——”
“可怜吗？” 郁知年替他补全。
“不是，” 杨恪当即否认，过了一会儿，他说，“我那时觉得你很吵。”
“老是出现，” 杨恪说，“金融系的课你也来，来了又学不好。”
郁知年脸红了。
“每次他打电话来，说来说去都是遗嘱，我也很烦，” 杨恪对郁知年说，“没兴趣。”
杨恪说话永远是没什么起伏的语气，但是他抱着郁知年的手没有松开，像又回忆了一小段时间，突然说：“郁知年。”
“有时候，不是经常——我不太愿意想。”
“但是我那时有时候会想你。” 他说。
“可能你太吵了。” 杨恪又说。
郁知年把脸靠在杨恪肩膀上，没有说话。
“让你和我同居，” 杨恪说得很慢，“是我觉得毕竟对象是你，就算也算顺他的心，但不是不行。”
“我说清楚了吗？” 他问郁知年，然后又说 “我知道我的性格差，不适合谈恋爱、结婚”，“但是你说我不喜欢你，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