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明孝宗年间，清廷继续延用。大库位于紫禁城东南隅、内阁大堂之东。
红本、关防、满文老档、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敕书、诏书、表章、舆图、黄册、乡试录、各种书籍尽在其中...包括明代档案，前代帝王功臣画像、书籍、三节表文、表匣及秘史档案等。
内阁大库所藏策籍档册，为朝廷机密，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
礼部的阁臣，在大库里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只得回来禀报：旧档杂乱堆积充溢，殿中没有落脚之处，奏请焚毁无用旧档。
这事情还没有批下来，翰林院里面先传开了。脑子灵活的立即请旨，说要去找自己当年殿试的卷子。载沣也未多想，一律准了。
顿时间，比满清国运还死气沉沉的遗老们，精神抖擞地趴在纸堆里，如同在地缝里找米粒的老鼠。但凡能翻到一本宋版书，半张蜀刻残页，顿时红光满面。立刻塞进大褂里，唯恐同僚们看见，将面前这块宝地夺取。
勿怪其他，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时任学部参议的罗振玉，也在这个行列。他更聪明些，“偶于残书中得宋人玉牒写本残叶，并呈文襄及荣公”。
文襄就是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他曾任两江总督，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他当时是顾命大臣，兼太子太保。张之洞就好奇的问，大库里怎么有宋本？
罗振玉趁机说：“香帅，这些档案虽残破，但也该整理保存，先由我们学部接收，将来移送京师图书馆。”
张之洞欣然允诺。
罗振玉让人从中挑出善本，其余装了八千麻袋，移存在国子监敬一亭。
1911年，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政府上台。
1912年7月，教育部设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同时接收了这批档案。胡玉缙被任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
看着八千麻袋一天一天的少，胡玉缙愁得睡不着觉。他不是怕档案少了上司怪罪，而是怕工役们放火。
这是为什么？
胡玉缙做过张之洞幕僚，当过礼学馆纂修。博学开明富有民主精神，又是深研旧学，熟知前朝掌故。
他心里惦记武英殿火灾，恨不得睡在敬一亭。
这话从何说起？
武英殿始建明永乐年间，位于故宫外朝熙和门以西。康熙年间，设武英殿书局，由亲王大臣总理。乾隆朝以后专责校勘、刻印书籍之事。武英殿书局用铜版雕刻活字，纸墨优良，校勘精审，书品甚高，人称殿本。
同治年间，大清朝山河日下。武英殿里太监们眼馋那副铜活字，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连武英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1
胡玉缙每每想起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到时候就麻烦大了。他心里惶惶不安，就到教育部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2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3
这一放，就是5年。八千麻袋档案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1917年后，因地方局促，八千麻袋档案迁至午门、端门保存整理。1918年，教育总长傅增湘，开始整理这批麻袋。
所谓“整理”，就是把档案倒在地上。教育部基层临时工们“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骨董琐记》卷二）。插科打诨中瞧见装订精美的敕诰、廷试策论之类，捡起来放在午门楼上。其他的，跟扫垃圾一样，全堆回端门门洞里。
时任教育部佥事，负责寻宝的鲁迅回忆，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里面也果然出了好东西，教育部官员们，更是常常来顺手牵羊。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经费短缺，教育部没钱发工资。领导脑门一拍，想到了存放在端门门洞，那总计八千麻袋档案。这些东西留着也是占地方，卖！
四千大洋，卖给了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
纸店买了干嘛？
做还魂纸。
别怕，不关阴间鬼怪的事情。还魂纸就是再生纸。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造竹纸》说：一时书文贵重，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
纸店搜拣了一部分精美的档案出售。罗振玉购得数件，一看大惊失色，知道这是大内的东西。寻了悦古斋掌柜韩益轩说项，以12000大洋，从同懋增纸店购回。在彰仪门货栈赁屋三十余间暂存。
1924，北京政、变，北洋内阁废除帝号，驱逐溥仪出宫。
身为遗老的罗振玉心力交瘁，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准备投靠日本人。遂将档案以16000元售给满清遗臣李盛铎，一部分卖与日本人松琦。
1928年李盛铎又以18000大洋，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前夕，部分档案和文物南迁金陵。几经周折，部分又迁到台湾。
8000麻袋档案，最后留给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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