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开支。尤其现在范敏常会接走带出去玩，孩子的消费就要更高一些。
孩子和她出行回来后喜欢上了温泉，杨林就找着团购了两次市郊的温泉套餐，里面有小盆友喜欢的欢乐水寨和嬉沙乐园。
他不能太委屈孩子，更不能让他们认为他没有能力养好小孩子。
即使如此，在他转移孩子注意力让小盆友放弃游戏、放弃购物的时候，杨林也常常觉得很亏欠很亏欠，会由不住的怀疑：孩子是否跟上张远夫妻要更好？
就像聂川说的——他们有能力带好小飞。
日子一天天过去，杨林每天都会在网上查找刘鸿父亲的消息，但都无所获。
他又去过中心大厦几次，封门一个多月后那里拆分成了几家培训学校，他见过的王总和前台姑娘再没碰到过。
至于酒庄的白老板和曹波等人，他既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交情，并且他清楚地记得聂川说过他们只是纯玩伴。
他想对于聂川的现状，他们未必知道更多，知道了也未必会对他讲。
起初杨林还问张远关于刘鸿父亲的调查进展，但在张远表示他也不搭界无从打听后就放弃了。
不过张远也说了，刘鸿父亲不是普通人，不管多久的调查，总有定论的一天，相信那时聂川就会有消息。
杨林想，这是对的。
所有的担心都徒劳得像个笑话，但担心思念并不会因此减少半分。
五月初孩子和范敏玩回来后他就开始了每天的负重十公里——背着抱着举着小盆友跑或者走十公里，改善睡眠。
运动和强大的自制力起效了。到了六月初，聂川离开两个月后，小盆友学会了轮滑，而杨林，虽然效率还是不高，但基本恢复了作息和学习。
他竭力维持着生活的平稳，带好小盆友，刷课，还账和，等待。
新课件出来时，税务师的五门课杨林已经刷完一遍。
考试资料去年在网上买过一八版的，新书和课件出来后他犹豫很久——五门就要七八千，不是他现在能负担的。
杨林很焦虑，明年夏天小盆友可以上幼儿园了。
家门口的一幼是公办幼儿园，硬件和办学质量都很好，每月托管费只几百块，也不收赞助费。
但他打听之后才知道，即使是学区内的孩子也很难上，因为报名的太多，需要摇号确定入园名单。
除了一幼，周边最好的就是私营的爱伊国际双语幼儿园了，它是小班制，软硬件也不错，但要交一万赞助费，每月的托管费也是两千起。
这还不算校车费用、冬天的取暖费和组织其他校外活动的费用。
也有几家收费低的私人幼儿园，但普遍硬件一般，老师不专业，伙食也差。
杨林看过其中一家的午餐，孩子们小碗里的肉菜就一个小翅根，对应着菜谱上的“红烧鸡翅”。想到四十二天就能出栏的肉鸡，自己再拮据都不会买给孩子吃，杨林放弃了。
孩子入幼儿园了他可以出去工作，但只有今年考过税务师，他才能对工薪和工作时间提要求。
这一晚他左算右算，最终还是决定只买书和习题。
课件一门都不买。
想到今年的税改，十一月的考试万一因此通不过，突然感觉很狼狈很痛苦。
真是再没人比你更贱了！杨林。
聂川消失三个多月，孩子已经不像开始的时候每天“叔叔”、“叔叔”的叫个不停。
从401带过来的照片早已上墙，每天的固定节目就有带孩子挨着认人。小盆友已经能够很准确地叫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叔叔。
他不能让孩子忘记他的叔叔，现在每晚会和孩子看从前拍下的视频和照片，甚至还挤出钱来又洗出不少贴在家里的各个位置。遮挡划痕，也算装饰。
都是两叔侄的互动，没有他自己。
如果有一天孩子也不再需要他，杨林希望不用麻烦别人把他从墙上撕下来。
距兴州市一千九百多公里的小庙神树前，聂川在祈福木牌上写下了杨林和聂翀的名字，然后虔诚地挂上树枝。粗大的树身挂满了木牌，据说很灵验。
他的伤基本好了，但形势逼人，他还不能联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