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岁月

都会再强调一次。

    “是的，孩子，他从来没有真的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母亲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们觉得好受些。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了。在过去的四年里母亲一直带着我们几个留在伦敦，她那时没有担任任何政府的职位，唯一的身份就只是马尔堡公爵遗孀夫人，但她仍然为战争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温斯顿叔叔那时担任着海军大臣的职务，他会将地图，情报，还有成打成打的机密资料从办公室带回珍妮叔祖母的家中，整夜整夜地与母亲探讨战争的走向，局势，还有应对的措施。母亲给出的许多建议，都会被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提出。

    ——当然，直到母亲过世以后，我才得知，当时许多英国关键的决策中，都有母亲所出的一份力。可我那时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孩，许多与那场战争有关的记忆都遗留在了少时，成年后再回忆起来，俱只剩下了模糊的碎片。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母亲所完成的事业完全一无所知。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母亲一直在为妇女的权益努力，许多后世著名的女性权益促进者——布拉奇太太，罗克斯堡公爵夫人（对我来说，她是梅姨），米莉森特·福西特太太，伊丽莎白·安德森太太，等等——都是客厅的常客。我从小就听着她们在会客厅里激烈地争吵辩论长大，我的哥哥们也是。

    这段童年经历对我们三个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长大后，阿尔伯特选择了安稳地留在布伦海姆宫内，当一个称职的马尔堡公爵。他后来迎娶了梅姨的女儿，他们两个一直致力于改善居住在伍德斯托克的妇女与未成年人的权益，同时经营着母亲年轻时联合创建的慈善协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保持了母亲留下来的传统，将布伦海姆宫改造成了战时医院，除了接受负伤士兵以外，他还收留了上百名从伦敦撤出避难的儿童与妇女。当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我发现哥哥丝毫没有任何公爵的架子，他会推着坐着轮椅的士兵在布伦海姆宫内散步，向他们一一讲述宫殿内的历史，也会帮着护士一同为患者清洗伤口。任何他能帮得上忙的事情，他都会毫无怨言地去做。

    我没有因为他的表现而感到惊奇，阿尔伯特向来就是一个温柔，沉稳，敏感，心思细腻的男人。母亲总说，他继承了范德比尔特家那一边的性格，我从前一直不赞同这句话，因为阿尔伯特与祖父祖母的性格全然不似。直到母亲逝后，我才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而我的另一个哥哥，乔治，性格则十足是父亲的翻版——至少人人都这么告诉我，连母亲也是。他果决，聪慧，忠诚，心思慎密，手段圆滑，拥有着政治家所需的一切特征。不出预料地，从剑桥毕业后，他便走上了父亲的老路，跟着温斯顿叔叔从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温斯顿叔叔坚实的左膀右臂，帮助他带领着英国走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他也是英国政府最后一位贵族出身的首相。

    在他的任期期间，乔治推动了“人权法案”的通过，这项法案禁止任何基于性别，种族，宗教及民族血统的就业歧视，同时鼓励每个城市成立自己的妇女地位委员会，致力于改善妇女在许多区域所遭受的改善。他的支持让这些委员会在选区内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使得后来许多参加选举的议员必须将委员会的诉求加入自己的竞选理念中，为后世妇女权益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则选择了成为一名律师。

    我继承了母亲的口才，是她的三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能与她辩论却不落下风的人。小时候，就连最会狡辩的乔治也常常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放弃与我争夺书房的使用权。就跟父亲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确信了我将来要走的道路——与母亲一样，站在法庭上为弱势的群体而发声，为争取正义而奋战。

    我只见过一次我的母亲在庭上辩护的模样，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母亲为许多被无故解雇的女工人在法庭上争取她们应得的报酬和待遇。母亲的精力大部分时候都集中在政治事务上，那是她最后一次亲自出马。我永远都记得她英姿飒爽的模样，多年以后，回想起赢得起诉的刹那景象，我仍然会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个案件，只是母亲推动女性权益发展道路上小小的一步，她取得的成就难以计数，最令人称道除了促进南非联盟的独立，还另有两项。

    其中一项，是在1902年，她从下议院议员职位卸任之前，成功在伦敦城推行了“平等法案”，使所有伦敦同业公会取消了对于性别的限制，这让女性可以进入许多此前仅限于对男性开放的行业——比如进入商业行会并且从事相关的生意，还有一些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不适宜担任的职业，木工，铁匠，药剂师，律师，等等。

    在这项法案推行5年后，海伦·米勒，第一个我母亲为之辩护的女孩，在她的资助下读完了牛津法学院的课程，并最终通过了律师公会的考核，成为了继我母亲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上庭辩护的大律师。

    而她，也是我参加律师公会考核时的担保人。往后的许多年，她一直给予着我在职业上的帮助，我们维持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直到1964年她因病去世为止。

    另一项，则是在1915年，一战结束后，联合舆论与民众的压力，利用过去我父亲在政府内留下的人脉，再加上温斯顿叔叔的据理力争，终于促使政府通过了“1915年法案”。这项法案给予所有的成年男性及女性平等的投票权，同时，还允许25岁以上并拥有一定财产的女性拥有选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