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后湖主官与朝廷之间的奏疏公文往来，还附了与后湖有关的诗文二卷——与其说是后湖志，毋宁说是一部后湖黄册库史。
书成之后，赵官拿去请杨廉校对，不料却惊动了一位更厉害的人物，叫罗钦顺。罗钦顺是江右大儒，号“整庵”，曾与王阳明书信辩论良知之说。他看到《后湖志》后，颇为欣赏，称赞说：“自今以往有事于湖上者，既得有所据，以适夫损益之宜，以谨厥藏，将永永无弊。”并欣然为之作序。
赵官此举，也得到了继任者们的认同。在他之后，嘉靖二十八年的后湖主官万文彩、李万实在其基础上，增补了正德、嘉靖两朝文件；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又有陆凤仪再次修订。此后万历、天启两朝，也有人不断增补，遂形成了现存的《后湖志》规模。可惜崇祯一朝，黄册形同虚设，后湖主官也没什么心思继续增补，以致缺少了明末一部分。
《后湖志》是研究明代黄册最直接、最权威也最翔实的一手资料。其他史书论述至此，要么概略一说，语焉不详，要么高屋建瓴，深究其意义，不及其余。只有《后湖志》里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细节，细到黄册库工食如何分发，驳查监生吃饭如何解决，黄册纸里夹带了什么原料，朝廷挪用本库银两用的什么借口，等等。
本文写作所提及的大量事迹，几乎皆从《后湖志》中得来。我一直觉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也需要这些琐碎细节。只有从细节里，才能还原出一个生动、真实的黄册图景，进而从黄册库的变迁争吵中，管窥到大明兴衰起伏的规律成因。
一次意外的机会，我得到《后湖志》，一读之下，大为喜欢，遂有了动笔写写的念头。通读了《后湖志》数遍，查阅了大量前辈文献，又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特意跑到玄武湖逛了几圈。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可见不欲让黄册库被历史忘记的人，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另外要特别感谢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序言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这篇成文，也是希望能让吴先生的成果不致唐捐，能被人一直记住。
附部分参考论文如下：
何柄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明代粮长制度》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李新峰：《明初每里甲的数量与轮役方式》
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明代黄册研究》
饶伟新：《明代军灶籍考论》
胡铁球等：《婺州鱼鳞图册的遗存与研究》
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
黄忠鑫：《在政区和社区之间》
赵金敏：《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
赵小强：《后湖黄册库藏册编号未用千文架阁法原因探析》
赵践：《记明代赋役档案——黄册的最后遭遇》
宋菲：《论明代后湖黄册库的档案保护与提供利用》《明代黄册库设置状况及管理制度研究》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
张志斌：《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
秦新林：《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孔繁敏：《明代赋役供单与黄册残件辑考》
贾振民：《鱼鳞图册与赋役黄册》
李源：《赵官与后湖黄册库》
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
彭县小吏舞弊案
大明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发生了一桩普通的官场弊案。
说它普通，是因为这案子的规模很小，案情简单，罪行寻常，讲起来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正因为它太过平常，在大明一千多个州县里颇具普遍意义。于是这一桩普通小县的普通小案，俨然成了一个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县紧邻成都府的北边，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镇。有诗人写过一首《彭州歌》：“彭州昔号小成都，城市繁华锦不如。”评价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个叫陶成的当地人走进彭县县衙，高高兴兴领了吏帖，成为吏房的一位书手。
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明县衙的构成。
明代县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县，叫作主官。他有两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两位叫作佐贰官。他们仨都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县里的行政长官。在这三人之下，还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
再往下，衙门里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壮班、快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有时候还会多一个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对应的是朝廷六部，分为礼、吏、户、工、兵、刑六个部门，各有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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