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了解一下文秀娟，离死者更近一些。十月底的时候，他先是走访了文家的邻居。几个老邻居回忆文秀娟，都说文家的小女儿太可惜，打小就懂道理，特别孝顺，对姐姐也尊重，乖巧得很，还常常照顾弄堂里的野猫野狗，有爱心，老街出这么个女孩子不容易。这样的评价倒让郭慨略感意外，他原以为既然文秀娟欺骗了柳絮，把自己伪装成大户人家的女儿，那么真实的她多少总有不堪之处。现在，他觉得看不清楚这个女孩子。于是他决定去拜访文秀娟的父亲文红军。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柳絮，柳絮有些担心，说太急了吧，老人家现在不会让动女儿的骨灰的吧，他能承受得住女儿被谋杀这个噩耗吗？郭慨说，其实我已经去过了，就在上午。
确切说是当天的清晨，整个见面的过程让郭慨感觉有点怪。
文红军是个老出租司机，上白班，每天早六点半出车，晚十一点半换班，中间回家两次给老婆喂饭。早上在小区门口接了车，二十米外就瞅见个胖青年扬招。车在郭慨跟前停下，他坐进副驾驶，说随便开，开慢点，不上高架。几十年司机下来，见过各色人的文红军对这样的要求见怪不怪，“哎”了一声，便沿着四平路慢慢走。离早高峰还有一小时，路上很通畅，开得再慢也有时速四十公里，转眼就到了大连路口。他听见旁边的乘客说，你女儿从前读书的地方，就离这儿不远吧。
郭慨放出了这句话，准备迎接一个急刹车。倒是没有，老司机满是皱纹的侧脸上，眼角的几条纹路忽然深陷下去，胸膛一个大起伏。他换了空挡，车子滑行了一段，在红灯前停下来。然后，他才转头去看这名不速之客。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认识您女儿，文秀娟。她告诉我，文秀娟病得很蹊跷。”郭慨停了停，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啊，我是个警察。”
换绿灯了，二挡起步，倒是比刚才开得更快了些。
“还是随便开吗？”
郭慨愣了一下，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能聊聊吗？”
“我要做生意的。”
“哦，那就还是随便开吧。”
“什么蹊跷？”他问。
“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他说。
“你们警察在调查吗？”他问。
“只是我。”郭慨说，“如果的确有疑点，足够立案的话，我会说服局里……”
“算了。”文红军说。
他以三挡的速度开着，很稳。
“如果你女儿的确是被人害死的话，作为父亲……”
急刹车把郭慨下面的话塞回肚里。
“我有两个女儿。”
桑塔纳就这么停在路中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有两个女儿，都死了。死掉的，活不回来。”文红军转过头，盯着眼前的年轻人。
“现在就只剩下我这个老东西活着，还有孩子她娘，两个人。你要查什么，为谁查，为我？我不需要，算了。为文秀娟？嘿。非要查，你自已去，别来我这里，我还要做生意的。你这个，不是生意，就这里下去吧，不要你钱。”
“所以我只好下车，在大马路中间。”郭慨对柳絮说。
柳絮觉得文父的态度有些奇怪，郭慨也是。他甚至觉得，文红军听到他说文秀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时，表现得并不太惊讶。那张如西北庄稼人般布满了皱纹的脸上，在那纵横的阡陌深处，有某种他看不透的东西。
也许文红军那里能挖出点什么？郭慨想。但是下次去之前，要做好准备，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吧。
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柳絮走到咖啡馆的时候，郭慨站在门口等她。咖啡馆的门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店主有事，歇业一天”。
太阳远远地照着，秋高气爽。郭慨说：“天气这么好，要不附近散散步。”
柳絮摊开手掌，看着满手的太阳，神思恍惚，她和文秀娟骑着自行车迎着江风冲下亚洲第一湾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好天气。
她摇了摇头，把这些驱赶出脑袋，说：“这儿离我家太近了，万一志刚提早回来撞见了……碰到熟人也是不好。”
郭慨愣了一下，忽然说：“去东长治路那边走走？你有很久没回那边吧？”他看着柳絮，柳絮慢慢点了头。
他们叫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话痨，一路都在侃上个月的大案子，说上海这下子要精糕了要被收骨头了，头皮太撬了啊。两个人都没说话，柳絮觉得隐隐约约有种对费志刚的负疚感，和另一个男人散步，为了避开熟人特意坐车去别处，这仿佛踩线了。但是自己并没有那种意思，也的确是很多年没有回家那儿瞧瞧了。或许不该答应的，刚才就在附近另找个坐的地方就好了。
郭慨让车停在东长治路桥下。柳絮站在桥头，东南西北，全都是旧时光涌起的波浪。
“想什么呢？”郭慨问她。
柳絮摇摇头。
五年来她头一次回到这里。这样陌生的熟悉感，竟让她有些许的负疚。
当然，这负疚感是对母亲冯兰的。她有时会和母亲通电话，隔一阵子冯兰也会去柳絮那儿，但终究不同了。五年前她狠狠把自己和父亲劈开，伤痕却刻在了三个人的心里。
两个人沿着桥往长治电影院的方向走，苏州河的腥气比小时候淡了很多，九龙路上的堤也修得更高。郭慨说，那时候常常跳到泊着的船上去冒险，被船主发现后再大呼小叫地逃上来。柳絮说我记得的，你那个时候疯玩，十足的野小子。郭慨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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