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售卖钢珠枪及弓弩”。
我找到人，问他有没有射狗的工具，立刻倒的那种。他马上推荐了一种小型弓弩，说这种弩只要三百五十元，毒镖八元一支。我问他是不是氰化钾的，他说就是这种。我问他这是哪儿生产的，他说不用管哪儿生产的，绝对管用。我继续问他这些毒镖有没有编号之类的，他说没有。
周庸：“徐哥，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不只是射狗的事，射着人怎么办！”
我说：“是，所以咱得尽快把这俩孙子解决了，先去狗肉馆看看能不能找到证据。”我和周庸来到狗肉馆，老板对我们还有印象，热情地迎上来：“上次带回去的狗肉怎么样，好吃吧？”
我说：“不怎么样，上次我们回去吃完，都闹了肚子，你这狗肯定有问题！”
老板的笑脸一下子就变了：“那不能，我们这儿的狗都是现杀现做的！”
我说：“这样，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卖我们俩的狗，也不能是你自己养的。你告诉我那狗是哪儿来的，我们自己去找他算账。”
老板点点头：“行啊！我的狗都是正规的肉狗场出的。货源在上东省，你找去吧。”
我说：“不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肉狗场。肉狗的养殖成本高，狗肉的价格又不如羊肉和猪肉，怎么可能有人做这种赔本买卖。”
老板笑了：“还真有，您要不信，我给您看看我进货的狗场和进货单？”
我同意之后，老板拿着进货单给我看，然后我拿手机搜索了他购买肉狗的狗场。还真有这家狗场！狗场采取两种养殖方式，一种是统一圈养，另一种是将狗承包给当地的农民，统一进行疫苗注射和监测，最后再以一定的价格回收。
我和周庸从狗肉馆出来，周庸问我：“徐哥，咱亲眼看他买的那狗啊。”
我说：“是，但他不承认啊！他肯定是有一部分狗真的是从正规渠道进货，另一部分低价从盗狗的手里购买，有人来查时，就拿正规渠道的狗做挡箭牌。正规渠道的狗价格很高，刚才我看他的进货单，连皮带骨一斤都要将近二十！”
周庸：“抓不到老板的把柄，就没办法让他交代和那两个人的交易信息啊！”
我说：“你不是有那两个人的联系方式吗？明天给他们打电话，直接约出来。”
周庸：“行！”
第二天周庸打电话的时候，发现都打不通，他很郁闷：“徐哥，他们俩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我说：“你给王津打电话，让她问问。”周庸打给王津，说了一会儿。他挂了电话苦笑：“徐哥，王津和那俩人聊天时，说了咱俩是夜行者，正在调查丢狗的事。那俩人现在肯定躲着咱们了！”
那就只剩下一条线索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去了“燕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办事处，向他们咨询抓狗的那俩人是不是他们的志愿者。负责人事管理的姑娘查了一下，说：“以前是，但已经被开除了。他们之前在一家领养院当志愿者。5到7月份之间，我们发现他们违规帮一个叫陶涛的人领养了二十几只狗。”
周庸问：“领养宠物还限数量啊？”
她说：“当然，协会明文规定：为保证宠物的生活条件，不许一人领养多只。”我问她那个领养二十几只狗的陶涛，有没有登记地址。协会的姑娘点点头：“每个领养人都有登记信息，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给你们。”
我简短地讲了一下那两个人偷狗、杀狗、卖狗到狗肉馆的事：“从你们这儿领养的狗，估计也是卖给人吃了。”
姑娘想了想，打开一个文档：“我没告诉过你们领养人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查到的。”
我说行，走到她身后，看见了陶涛的地址：祥龙区，温馨家园东二区，十三号楼。两只泰迪被摔死的那栋楼！
我和周庸跟踪了陶涛两天——他一直很正常，每天早上8:20左右出门上班，晚上8点钟左右到家，基本不在外边吃饭。我偷跑到他家门口听过，他家里并没有狗叫声。第三天晚上的12:30，陶涛出门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向小区外走去。
我和周庸在远处跟着他，到了那天发现被虐狗的体育公园。公园门口停了一辆面包车，那两个“志愿者”见陶涛过来，从车里下来，递给他一个蛇皮袋子，然后上车走了。陶涛拎着袋子，一个人走向了公园深处。
我们悄悄地跟了上去，不敢离得太近。陶涛走到公园一个隐秘的角落，放下了背包，从里面拿出一根棒球棍，对着蛇皮袋子开始猛打。我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周庸已经冲了过去，一把推开了陶涛，然后蹲下身开始解蛇皮袋。陶涛拿着棒球棍向周庸走去，我赶紧跟过去：“干吗呢？”陶涛停下脚步，盯着我和周庸，也不跑。
周庸解开了蛇皮袋：“徐哥你看，太残忍了。”
我说：“你站起来盯着他，我才能看一眼，他手里还拿着球棍呢！别咱俩都低头然后团灭了，那也太丢人了。”
周庸站起身怒视陶涛，我转头看了一眼。一只拉布拉多倒在地上，眼睛里都是泪水，满身是血，已经站不起来了，两只后腿耷拉着搭在地上，一看就折了。它的嘴上戴着一个狗嚼子，发不出声音，我说怎么被他虐待的狗都没人听见叫过，原来是因为这个东西。
我直起身，看着陶涛：“能这么做，肯定是心理变态，我就不问你为什么了，但是你怎么得到这些狗的，最好说清楚。”
陶涛笑了：“你智障啊，我凭什么跟你说清楚，你是警察吗？就算你是警察，我也没必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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