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辖41、45、47三个军。 (4)（第3/11页）
余部俘获押走。
樊建国指着一个残缺不全的手印，说道：“叔，这个手印就是‘八百壮士’中的最后一位留下来的。”
王亮了解被俘的四百余人有一部分被日军抽调到南京孝陵卫做工，一部分被派往安徽裕溪口装卸煤炭，还有被遣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军集中营做苦役的。
最后有几十人逃了出来，回到了重庆，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建制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情拒绝。
只得隐姓埋名，解甲归田。
在抗战胜利后，各地幸存的孤军纷纷来沪。
在谢晋元团长遗孀凌维诚的关心下，孤军们在当时的大达码头从事搬运工作，以劳力维持生活，当年的‘八百壮士’自食其力，自力更生。
樊建国道：“最后一位壮士的名字叫杨养正，他的真名叫杨根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位老兵一直都不敢用自己的真名，直到......”
2010年12月4日，那天川省很冷，博物馆外飘着小雨。
在正面战场馆二楼的淞沪会战展厅里，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着：“1937年10月27日，国民党第88师5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坚守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八百官兵被誉为八百壮士……”
就在解说员说到‘八百官兵被誉为八百壮士’的时候，突然，旁边的一位老人打断她的话：“不是八百壮士，只有三百九十七人！”
老人颤颤巍巍，声音却特别地洪亮。
众人望向这位老人，只听老人淡淡地说道：“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
接着老人有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时与日军肉搏的细节：“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四颗手榴弹，带了四十多个人冲了出去。有个鬼子兵端着刺刀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枪把他给撂翻……”
老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让七十三年前那场战斗重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老人自称杨根奎，九十岁，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
闻讯赶来的樊建国为了证实老人的身份，故意将谢晋元遇刺的地点说成在操场上，老人马上纠正：“不是在操场上！不是在操场上！当时还没有出早操！”
杨根奎继续道：“1941年4月24日晨5时，团长按例率官兵早操，当时有上等兵郝鼎诚、龙耀亮、张文清、张国顺等四人迟到，谢团长即询问他们迟到的原因。”
“谁成想他们早就已经被汪伪收买当了汉奸，突然取出预先带进营内的匕首及铁镐等凶器，蜂拥而上，猛刺团长胸部及左太阳穴。”
杨根奎老人愤懑地说道“谢团长多处重伤，流血不止，一个小时后就离世了，年仅三十七岁！当时我们全营的官兵们都痛哭不止。团副上官志标见状上前捉拿凶手时，也被刺成重伤。四个民族败类被当场擒获，移交给了租界当局羁押。后来那四个叛徒都被判处了死刑！！！”
樊建国回忆并为大家讲述当时的情形。
在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杨根奎找到团长谢晋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脱帽，立正，敬礼并道：“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结束，退入英租界。我给您敬礼了。”
在常凯申的雕像前，杨根奎深深鞠躬之后，肃然立正：“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
杨根奎又给***、***、朱德的雕像依次敬礼。
随后，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杨根奎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
杨根奎老人紧紧地握着樊建国的手说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峥嵘岁月》，简直不敢相信真有纪念正面战场抗战的博物馆，于是让侄儿带我来这里。”
说着，杨根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木盒，推开盖子，里面是三枚铜质证章。
分别是【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和【24中队3909】证章。
0408 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0408 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杨根奎对樊建国说道：“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你的博物馆。”
2010年12月4日，博物馆外下着蒙蒙细雨，在馆内，杨根奎老人向樊建国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在逃回川省金堂白果场的老家后，杨根奎不久就订婚了。
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打铁营生已经难以维持度日。
于是杨根奎就找到了成都，被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录取。
之后，杨根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的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
杨根奎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被任命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川省新繁上任。
杨根奎得到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任命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在杨根奎到新繁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
无奈之下，吃了闭门羹的杨根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白果场的老家，没过多久便听说124军起义了。
回到老家后的杨根奎改用旧名字，继续以打铁为生。
日子过得紧巴，但好歹也可以勉强维持生活。
同村的人只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但至于他的军官和‘八百壮士
’的身份，就没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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